这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沉淀和更新着传统的基本法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权力来源观、法律层级观和权利保障观，经过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激荡，形成当代宪法最为重要的三大内容：其一，一个政权的最高权力来自于治下全体人民的认同。

它不仅承认了各地报馆的合法地位，而且准许报刊据实昌言。与此同时，南京临时政府废除了清政府的一切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旧法律法规。

只是他的这些主张因太平天国的覆灭而未能得以实施。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其办报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舆论见解。之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和南洋又陆续出版了6种中文报刊，它们大多为宗教性的报刊。郑观应和容闳等同时代的改良主义者也纷纷在上边发表变法改良文章，使该报一时成为言论中心，国有大事，士林皆重其所出。这道上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宣告开放报禁的法令。

但是随着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和支持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共创办了30多种宣传鼓吹变法的报刊。袁世凯在镇压了国民党报刊和反袁报刊的同时，先后创办了《亚细亚日报》、《金刚报》等御用报刊，并用各种方式收买一些报刊为己所用，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一个法制的现代化论者会赞赏秋菊顽强地诉诸一级级司法机关的举动，因为它可能反映了中国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却很少能体会到这举动背后的无数屈辱和辛酸。

一个法制的现代化论者会沾沾自喜于影片所叙述的法律终于得到严格实施的结局，却很可能意识不到这种结局并不是秋菊和她的乡亲们所期待的，他们也很少能意识到秋菊所执著讨要的那个古怪的说法，并不是现代法制的救济工具箱所能提供的。在《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一文中，苏力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并指出不能把法学研究和当下的法制建设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问题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甘于在这张普罗克拉斯提斯床上忍受剪裁。(参见本文集中《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一文) 这些错位本身，已在现代法制的普适性上打开了一条裂缝，已经说明它所理解的正义和理性也并非是大写的，是诸多的理解中的一种，是有人称的，而不是什么四海皆准的上帝观点

从这些分析中我们体会到，国家法和民间法在文化上的阻隔，最终将伤害到国家法的实施，因为反复的、经常的规避很有可能常规化，从而形成与正式法相抗衡的亚文化。而在知识上，我们很难判断其优劣高低。

人们看的似乎是一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1996年10月17日于北京大学 进入专题： 苏力 本土资源 法治现代化 。然而问题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甘于在这张普罗克拉斯提斯床上忍受剪裁。(参见本文集中《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一文) 这些错位本身，已在现代法制的普适性上打开了一条裂缝，已经说明它所理解的正义和理性也并非是大写的，是诸多的理解中的一种，是有人称的，而不是什么四海皆准的上帝观点。

当然，持法律多元和相对主义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像现代化论者把自己打扮成普适的一样，也把自己装扮成无偏的。但是，在本集中的部分文章里，关于法制的理论陈述和政策建言却不加区分地同炉冶之，使人明显地感觉到一种逻辑上和风格上的断裂。中国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私了现象正说明人们对这种强把多元统一为一元的做法的逃避(参见本文集中《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法制建设的现代化论者却倾向于对这两种知识之间的平面化差异进行时序化处理，他们将一种知识理想化、普适化，使其处于另一种知识的必经之路上，从而建立起一种知识的等级秩序。

但是，理论的品格却要求我们把自己作为学者和公民的身份分开——这也是提升中国法学品位的题中应有之意。在阅读这些文字时，我们已隐约感觉到，苏力在对法制的现代化方案及其理论进行反思的同时，已注意到法学家自身的角色转换。

苏力正确地指出：所谓私了并不是不知法(国家正式法)，而正是在知法后对国家正式法的规避。规避至少对于当事人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正是基于这一点，苏力在《再论法律规避》一文中强调：在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制定法来同化民间法，而是应当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并对法学家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打破这种文化的隔阻寄予厚望。这种缺乏建构与反思的状况已造成一些不那么美妙的后果，其中之一便是法学幼稚之名远播，其在知识上殊少贡献，其在智力上殊少挑战。进入90年代，相对于其他蒸蒸日上的学术产业，法学在智识上的吸引力仍然爬升缓慢，打算以法律为职业的人越来越多，而保持对理论和现实进行持续深入思考的人在本行内所占比例却越来越小。一个法制的现代化论者会赞赏秋菊顽强地诉诸一级级司法机关的举动，因为它可能反映了中国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却很少能体会到这举动背后的无数屈辱和辛酸。然而，正是在这儿我们看到了苏力自身的矛盾。比如从法律多元的理论并不能直接推出国家法律必须保持一定的震慑力和权威性这样的观点，而利用本土资源推进法治的建议也和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典型现代化话语在立场上无法区分开来。

在规避中，国家正式法并不是不起作用，但其作用的结果却可能和其规范取向不同甚至相反，等等。秉承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对现代神话的解析，苏力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生活于或即将生活于同样的现代，许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世界中。

一个法制的现代化论者会沾沾自喜于影片所叙述的法律终于得到严格实施的结局，却很可能意识不到这种结局并不是秋菊和她的乡亲们所期待的，他们也很少能意识到秋菊所执著讨要的那个古怪的说法，并不是现代法制的救济工具箱所能提供的。这种现代化方案的一个近期表述便是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其意旨乃是主张政府运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立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而现代的法律体系又只能取自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故这种现代化方案又往往是一个法律移植的方案(参见本文集中《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一文)。

在《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一文中，苏力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并指出不能把法学研究和当下的法制建设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常见的做法是把现代法制看做是一个有待于明天实现的理想，而把本土情境视为存在于今天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从而我们面临的便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和现实的不甘妥协之间的两难困境。

秋菊和她的乡亲们所分享的关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才算合理的看法便明显与正式的司法机关所奉行的那套认识不同(当然他们各自在内部也存在差异)，但可惜的是我们在电影中(或现实中)却很少看到后者对前者的同情式理解。而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他们对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无视和轻易抛弃。长此以往，法学院在职业培训方面的成功之日，便有可能是其学术声誉破产之时。他运用吉尔兹关于任何法律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把这两种制度或观念的差别转化为两种知识的差别。

然而，移自西方的现代法制不适宜于中国的本土环境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发现，只是，对这一发现的富有洞察力的理论分梳尚不多见。长久以来，一直在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某种服务功能的中国法学理论，少有余暇顾及自身的理论建构，也少有余力反思自己的理论前提。

在此前提下，我将回答苏力在自序中提出的、其实是当下中国每个学术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什么是你——苏力的贡献。我把苏力的这本文集看做是提升中国法学的学术声誉的诸多努力之一。

从苏力这里我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对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及其理论进行反思，反思还必须及于我们自身。这里，苏力本人所自陈的他那种既出世又入世的为人为学的品格已经不经意地流露于纸面上了。

(参见本文集中《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一文，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们需要的是互相理解和沟通，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曲解和征服。但是，法制的现代化论者缺乏的恰恰是这样一种反思，他们希望的是把事事都纳入法治轨道——在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口号甫歇，依法治国的呼声又铺天盖地而来。我们需要的是在反思中前进，而不是在一味的高歌猛进中迷失方向，迷失自我。我认为，苏力在本文集中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对盛行的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的反思和挑战

1927年3月，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座私营广播电台。1901年，晚清政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被迫重新拣起变法维新的旗帜，宣布实行新政。

主张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君民共治的国家，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所筹官报经费，即依议行。

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是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虽然由于晚清政府的封建专制本质，不可能真正给予国民以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而且即使这点微乎其微的自由也会受到皇权的制约和限制，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文化专制传统的国家，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第一次在宪法性文件中给予明确的规定，其意义还是非常巨大的。